中新社70年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是怎样“炼”成的？******
2017年，我曾在由海外华媒人参与的“我与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征文活动后结集出版的《家园》一书的序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回家的路途是最美的诗行。
我们定期聚首：南京、长沙、武汉、成都、上海、重庆、青岛、贵阳、福州……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每两年如期而至。
论坛是我们华媒人自己的精神家园，是奔波再远也要赶赴的盛会，是忙碌纷扰中不曾忘记的约定，是新朋故友欢笑畅叙的节日，是故乡的一声召唤和心中的一份企盼。”
“家园”，是多年来海外华媒人对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昵称”，也是我多年来同华媒人交往相处而触摸到的他们的共同心声。
由中新社发起举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先后在南京(2001)、 长沙(2003)、武汉(2005)、成都(2007)、上海(2009)、重庆(2011)、青岛(2013)、贵阳(2015)、福州(2017)、石家庄(2019)连续成功举办十届。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看望出席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的代表经过近20年的淬炼打磨，已历十届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为中新社进一步创新与海外华媒交流与合作机制，广泛联系全球华文媒体，致力于建设世界华文传媒资讯中心起到重要作用。也获得世界范围内华文媒体同行广泛和高度的认可，形成了较高的品牌效应，并被列入国家级对外传播交流的重要平台。
本人作为从第一届到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会务工作的直接参与者和亲历者，见证了论坛从播种、发芽、浇水、施肥、培土、开花、结果的整个成长过程。
在中新社成立7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记录“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发展历程中的几个片断。
“长长久久”“六六顺”
2000年秋季，加拿大的一位华文媒体朋友邀请我和同事参加10月份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世界华文大众传播媒体协会第二届年会。
这个由在加拿大攻读新闻学博士的一位中国留学生筹备张罗的“协会”是由美加地区的几十家华文媒体组成的一个松散性协会，有美加地区的30多位华媒人和几位华文作家一起聚会交流，年会正式会议仅半天时间。
是次会议结束前当大家谈论下届年会在何地举行的话题时，我贸然建议并希望下届会议是否可以考虑在中国召开。
回国后，我们写了一份调研报告，向当时主持中新社日常工作的郭招金总编辑汇报。经过中新社社委会研究，我社决定另起炉灶，自己主办一次华文媒体的国际会议。
中新社社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后形成共识：若要办会就办一个有一定规模和代表性并颇具规格和档次的国际会议；社委会决定由我具体负责筹划此事，社里举全社之力支持。
经过充分酝酿和广泛征求意见，我社决定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 2001年9月16—18日在南京召开。
值得一提的是，论坛会期“9·16—9·18”也是一组非常吉利的数字，寓意“长长久久”“六六顺”“八八发”。
“9·16”遭遇“9·11”
2001年9月10日，我和总社一行工作人员提前到达南京，驻进南京中山陵国际会议中心酒店，作会议筹备接待工作的“最后冲刺”。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满怀信心盼着论坛举办的日子快点到来时，却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9月11日深夜11点多，当一天紧张的工作结束后，我已经躺上床。突然接到郭招金总编辑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小夏啊，出大事了！”
我一阵惊讶：“什么事呀？”郭招金总编辑说：“美国刚刚发生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你考虑一下，我们这个会还能不能开？要不要临时取消，延期……”
这晴天霹雳无疑如一记闷棍重重地打在我头上，当时头“嗡”的一下被炸蒙，几乎失去知觉，全身瘫软，气力全无，一想到经过近一年辛苦筹备的会有可能会流产，便如万箭穿心。
20多年前，网络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当晚我随即打开房间电视，看到凤凰卫视滚动播报美国世贸中心遭恐怖袭击的画面时，心情沉重。
深夜12点多，我又拿起电话对郭招金总编辑说，海外代表的机票都已订好，还有部分代表已提前到达中国，准备15号就到南京报到；南京方面的会务准备也进入倒计时阶段……郭招金总编辑劝我早点休息：“晚上你再考虑一下，我们明天早上再作决定。”
那一夜我思绪万千，翻来覆去，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我把自己的想法再次告诉了郭招金总编辑，强烈而又坚定地表示，“9·11”事件对大会的如期召开虽然有较大影响，但影响也是有限和可控的，建议会议照常开，能来多少代表是多少，开弓没有回头箭。
9月12日上午社里经过反复研究、评估，最终决定会议还是如期举行，顿时我凝重的心情轻松了好多。
▲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于2001年9月16日在南京召开由于首届华文传媒论坛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受邀的海外代表非常珍视参加论坛的机会。遗憾的是受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许多航班停飞或缓飞，美国约有二十多名代表受此影响未能参会。
但大多数代表并未受此影响，一些代表在“9·11”之前就离开美国回大陆探亲访友，更有一些代表历经艰辛，经过多次转机才来到中国。
“9·11”恐怖袭击至今已20多年了，但至今我还仍然记得有几位美洲地区的华媒代表为参加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而不辞辛劳，跨越千山万水、奔波五洲四海，绕了大半个地球，怀着执着、虔诚之心来参加论坛的感人情景……
美国《世界日报》(旧金山版)时任总编辑陈裕如先生在“9·11”后的旧金山时间9月16日，搭乘旧金山恢复航班后的第一班飞机于北京时间9月17日赶到台北，在台北又遇台风滞留一天，18日才转乘飞机于当日下午15点赶到南京。
为满足陈裕如先生与论坛“见上一面”的心情，我们工作人员派车从南京禄口机场直接将他接到大会会场，而此时论坛已进行到闭幕式环节。
当长途跋涉坐了20多个小时飞机，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满头大汗一脸疲惫而又面带微笑的陈裕如先生出现在论坛闭幕式会场时，全体代表顿时起立，为他鼓掌致敬并流下感动的眼泪。
另一件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是：因受“9·11”美国部分航班停飞、延飞的影响，巴拿马《侨声日报》社时任社长古文源先生为了按时赶到南京参会，避道美国而绕道欧洲换了五趟飞机，用了四天的时间辗转经过四个国家和地区，绕了半个地球才到达南京参会。
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
2001年9月16-18日，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如期在南京举行，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境外媒体的150多人与会。
海外主要华文媒体的代表基本到齐，且与会者都是华文媒体的董事长、总裁、社长、总编辑。
在论坛开幕式当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与会代表，合影留念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开得热烈成功，海外参会代表非常兴奋。在论坛闭幕式上，时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兼中国新闻社社长刘泽彭郑重宣布，两年后中新社将举办第二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时，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首届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认可。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说：“中新社办这样一个论坛，邀集世界华文媒体，可说是世界华文媒体的武林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彼此交流理念、分享快乐和辛劳。”
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
经过近20年的淬炼打磨，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已成为在世界华文传媒领域享有很高知名度和信誉度的精品和品牌工程。
为保持论坛的品牌形象，我社不断完善和改进论坛的内容和形式，坚持精益求精、不断打磨、服务为上、创新引领的理念，使论坛朝着权威、高端、专业、精品方向发展，力争做到可被模仿，但无法超越的境地。
首届论坛在南京举办时，仅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家境外媒体的150多名代表参会。
其后参加每届论坛的代表和国家地区的数目快速增加，到第九和第十届论坛时，已有来自64个国家和地区的430多家媒体的460位代表参会，体现出论坛广泛的参与性、活跃度，以及规模大、参会范围广、人数多、传媒类别齐全的特点。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夏春平与老朋友印尼《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先生相会历届论坛设置的主题都聚焦中国发展，服务国家国际传播总体大局。从第一届到第十届论坛的主题分别是：
“面对新世纪的华文媒体”(2001)
“沟通·合作·发展”(2003)
“全球中国热中的海外华文媒体”(2005)
“华文媒体与和谐世界”(2007)
“全球金融危机下的海外华文媒体”(2009)
“国际话语体系中的华文媒体”(2011)
“中国梦——世界变局与华文媒体的新使命”(2013)
“海外华文媒体200年——薪火传承与时代担当”(2015)
“一带一路与华文媒体新发展”(2017)
“牵手世界 见证时代——华文媒体的中国故事”(2019)
充分体现出论坛“与时俱进”的时代发展轨迹。
▲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开幕式精神家园和励志“加油站”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不仅仅是一个庄重严肃“高大上”的会议，也是一个充满温馨和情感的家园。
在论坛的长期打造过程中，我社时时牢记在将论坛打造成一个知名的国际交流平台的同时，也用心赋予它更多人文情怀元素，让论坛成为海外华媒人的精神家园和励志“加油站”，希望华文媒体在世界舆论场的百花园中鲜艳怒放，永不凋谢。
长期以来，遍布五大洲的华文媒体同仁数十年如一日耕耘在华文媒体这块土地上，上下求索，对中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贡献良多，居功甚伟。
为铭记那些长期在海外为华文媒体的耕耘而默默奉献的老一辈华媒人，我们在几届论坛上设计了“嘉奖”致敬环节。
在第六届论坛上，大会首次设立“资深华媒人荣誉奖”，并专门举办颁奖晚会。
会上我社向长期从事华文媒体事业，从业超过 40年的 9 位海外华媒代表颁发奖状，对他们长期以来兢兢业业倾情奉献华媒事业表示致敬，并希望借此激励华文媒体新生力量秉承传统，继往开来，推动海外华文媒体事业薪火相传，代代相承。
在颁奖晚会上首获殊荣的华文媒体代表分别作了感人至深的发言，引起与会代表深切共鸣。泰国《世界日报》社长黄根和说：“今天的获奖使我对媒体工作更有责任感，也让我更热爱这份工作。我愿以‘一日媒体人，一世媒体人’的意志，继续在泰国为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以及为民族融合作贡献。”
▲“资深华媒人荣誉奖”颁奖仪式有这样一群人：从 2001 年到 2019 年无论他们有多忙，无论他们此前身处何方，总不负这场“回家”的约定。
在2019 年举办的第十届传媒论坛闭幕仪式上，我们特地设计了一个特别环节，为近20年来连续10届参加论坛的12位海外华媒代表颁发“老十届”特别致敬奖。
“老十届”特别致敬奖在华媒代表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同时也无形中增加了中新社同论坛及海外华媒之间的黏性。
日本《中文导报》社长杨文凯表示：“作为华媒的一员，我始终抱着学习的态度参与历届论坛，我有幸参加了十届论坛，能成为华文传媒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与有荣焉。”
已八十多岁的美国《华府新闻报》主编徐崇民先生用“十全十美”来总结自己参与历届论坛的感受：“从第一届论坛到第十届论坛，每届论坛的主题均契合中国当下的发展和全体华文媒体的发展趋势，为海外华文媒体打开了一扇近距离了解中国的观察之门。”
▲夏春平在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上的工作照作者：夏春平(中新社原副社长、副总编辑)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