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喊父母回家” 鼓励返乡就业除了亲情牌还有哪些招******
紧紧抓住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好各类政策红利，为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全面支持
据报道，今年春节，江西赣州多地继续推进“孩子喊父母回家上班”行动，增强父母对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的意识，动员留守儿童家长返回家乡就业创业，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赣州市崇义县妇联表示，将通过加大宣传力度、组织举办活动等方式，切实为有求职需求的妇女群众搭建就业咨询平台、提供就业咨询服务，促进更多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大量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背井离乡，到城市就业打拼，一般只有春节期间才会返乡一次。这样一种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凸显。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更多的关爱，加之隔代教育的弊端，并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如果能够吸引父母返乡就业创业，在家门口上班，并实现家庭团圆，将会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照料问题。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没有创新性的举措，可能很难真正让外出务工人员愿意返乡就业。就此而言，赣州市的做法值得肯定，但除了打“亲情牌”，地方政府还应出台更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政策措施，真正促进更多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笔者曾到部分乡村地区调研发现，农村地区主要是留守老人和儿童居多，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外出务工。虽然农村地区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都在加快完善，但是青壮年返乡创业就业的比例仍然偏低。不少打工家庭还将子女迁出农村，到城市和县城上学。
之所以人们舍近求远地外出务工，归根到底还是农村本地的就业机会乏善可陈，工资收入不高。与此同时，农民长期以来存有一种离土入城的愿望，希望可以在外闯出一片天地，并在城市稳定和定居下来。
鉴于此，在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就业创业方面，地方政府应认识到乡村治理问题的严峻挑战，从系统层面整体推进，才能循序渐进地取得进展。特别是要紧紧抓住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好各类政策红利，为返乡就业创业提供全面支持。
返乡就业创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劳动力的供需矛盾，即产业基础薄弱和就业机会稀缺。地方政府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特别是因地制宜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返乡人员就业创业提供产业基础。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很难产生强有力的竞争力，更不要说吸引劳动力返乡了。
农村劳动力的供过于求使得工资收入偏低，劳动权益保护不够的问题仍然部分存在。这意味着各地要加强农村地区的规范用工，强化劳动权益保护，使农村劳动者也能够获得应有的薪资和福利，保障他们就近工作的权益，切实解决他们返乡就业的顾虑。
不少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不高，难以适应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也影响了企业投资设厂的积极性。地方政府要创新形式方式，加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提升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使他们可以投身当地制造业、手工业和乡村文旅等新兴产业。
另外，还可在城市发力，推动更多农村人口向中小城市和县城定居，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并为随迁子女提供更好的公共教育服务。
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意味着会有更多人向城市聚集。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城市归属感，更愿意留在城市发展，而不是返乡生活，为此，城市应考虑吸纳更多农村人口实现市民化，推动城市扩容增效和均衡发展。毕竟，安居才能乐业，宜居方能宜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
“十四五”期间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稳住农业基本盘、破局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2022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重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体系、生活方式，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提升数字包容水平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工作，自2018年开始已出台系列政策，为数字乡村发展强化了顶层设计。2022年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进一步对当前数字乡村发展目标、重点任务等进行了战略部署。据北京大学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2020）研究报告》，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开局良好，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较快发展。我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全面实现，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数据资源和采集体系、天地空一体化观测体系、农业农村云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均在稳步推进。数字技术和平台与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速融合，持续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广泛应用，营造出更加便利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但总体上，数字乡村建设仍然呈现东部发展水平较高、中部次之、东北和西部发展滞后的格局。
互联网技术应用虽然能够提供均等的受益机会，但使用者从中的获益未必是均等的。数字接入、数字资源、数字素养、数字参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数字使用结果的差异，不同群体、地区、城乡之间存在获取数字红利的差异，即数字鸿沟。我国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远高于农村，202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74.4%，农村地区仅为58.8%。虽然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地域差距在不断缩小，但更显著的差距则体现在乡村经济数字化和乡村治理数字化方面，这主要是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差异的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与维护成本高昂，可能与小农户（尤其是老年农户）实际生产需求和劳动力资本不匹配，从而加剧农业企业、大型农场与小农户之间的数字鸿沟。小农户因资金、数字素养、数字技能、风险承担能力等方面的不足，叠加老龄化因素，使数字就绪程度不高。其数字信息利用方式与其他群体存在差异，因此导致数字利用结果差异。这些数字劣势使数字乡村建设主体呈现非均衡的参与行为，极有可能使小农户在数字经济发展中逐渐边缘化，从而出现系统性社会排斥和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阶层分化。
加快推进乡村建设
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包容，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共享数字红利，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在实践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包容？一般认为可通过改善信息技术（ICT）接入来弥合数字接入鸿沟，即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宽带、网络终端等互联网设施设备的普及率。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普及，ICT接入机会趋于均等，数字鸿沟的内涵进一步深化。相关主体数字资源禀赋或资产存量、数字技能和参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及其导致的参与结果差异也被考虑在内，即存在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结果鸿沟。对于数字经济参与主体而言，其自身所具备的资源禀赋，例如信息、知识、技能、产品、服务、时间等“僵化”的资产组合，可通过互联网技术运用和互联网市场交易被激活，通过互联网平台的连通性产生乘数效应。率先掌握“流量”密码，实现互联网资产资本化的群体更能够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例如，农村电商、农产品网络直播、短视频营销等为农村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注入了新动能。
第一，强化“数字准备”。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在政策制定中着重考虑农村居民的数字可负担性、数字可获得性、数字能力及其公平性，建立健全相关政策体系。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的接入性、连通性，有效提升乡村网络硬件设施质量，扩大5G、千兆光网、物联网覆盖面，保证信号质量。尤为重要的是，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从而有效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通过财政补贴、市场竞价等方式，或与农村金融普惠、精准扶贫等政策相结合，给予相应的数字设备或物资帮扶、补贴、费用减免等，进一步减轻网络接入的经济负担。
第二，提升“数字就绪度”。帮助群众建立互联网思维方式，从知识、技能和态度方面提升数字能力和自我效能，激发其参与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使其具有与数字时代动态适配的能力。因此，需要普及农村数字教育，针对不同特征的群体开展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数字教育。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开设编程课；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使新型农民的职业技能与市场数字化转型的需求相匹配。提供简易、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社区可开展老年人辅导培训，使其能适应社交、医疗、社保、金融及其他政务村务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型。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鼓励农民灵活运用互联网自主学习，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和信息运用能力，提升其数字安全性和隐私保护意识。
第三，推进“数字参与”。旨在构建涵盖经济发展、基层治理、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多元化数字生态系统，通过数字创新与制度创新，在各领域实现数字技术对参与者的数字赋能，推进价值共创和共享，弥合数字鸿沟。这就要求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驱动城乡之间要素自由流动；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技术推广、扩散以及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带动小农户与数字农业体系有效衔接。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推进城市农村产品、服务的双向流动，有效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解决两个“一公里”问题。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提升不同群体之间的数据连通性，提升基层数字治理效率。鼓励和推动企业的包容性创新，提供优质低价、便捷、无障碍、适老化、安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
